“十五五”时期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前瞻与战略思路

2021年10月，商务部等24部门印发《“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目标主要涉及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制度环境等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积极应对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思潮等不利影响，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

（一）服务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外贸新动能培育效果初显

贸易规模是反映一国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根据WTO数据，“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12.4%，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服务贸易占我国GDP比重从“十三五”末的4.50%增长到2024年的5.58%。通常而言，贸易顺差是一国贸易实力的总体表现，是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因素。“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年均为2108亿美元，逆差占进出口比重年均为36.47%。“十四五”前四年（2021-2024年），随着我国服务出口蓬勃发展，服务贸易逆差明显缩小，服务贸易逆差年均降至1023亿美元，逆差占进出口比重年均降至10.62%，显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明显提高。“十三五”时期，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从43472亿美元增长到53176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规模从6616亿美元增长到6617亿美元，我国外贸增长几乎完全来自货物贸易。而相比于“十三五”末，2024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增长了18989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额增长了3948亿美元，服务贸易增长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20.79%，“十四五”时期服务贸易作为我国外贸新动能的作用初步显现。从数字服务贸易看，随着我国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根据WTO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数据库数据，相比于“十三五”末，2024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增长740亿美元，增幅为50.48%；我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口增长317亿美元，增幅为23.75%。2024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和进口均稳居全球前十。

（二）新兴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良好，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服务贸易分为传统服务贸易部门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如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行业属于传统服务贸易部门，金融、保险、电信、商务服务、文化娱乐等新兴服务行业属于新兴服务贸易部门。根据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数据，2024年，在新兴服务贸易部门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增长49.59%，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增长41.49%。“十三五”末我国新兴服务贸易规模为2948亿美元，2024年增长到4067亿美元，发展势头良好。

对于服务贸易竞争力，可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评价。RCA指数越大，说明服务贸易优势越明显，国际竞争力越强。“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RCA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0.4221下降到0.4194，且年际波动较大。分行业看，运输服务贸易RCA指数从0.5243增长到0.6264，旅游服务贸易RCA指数从0.2396下降到0.1757，其他商业服务贸易RCA指数从0.3973稳步增长到0.4241。可见，“十四五”时期，尽管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仍处于劣势，有待进一步提升竞争力，但运输服务以及以其他商业服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三）多措并举推动制度型开放，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高

“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速加力，服务贸易领域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制度型开放水平显著提高，为在华外资提供丰富应用场景和稳定政策预期。一方面，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我国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2015年5月至2020年底我国批复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仅有北京市1个，2021年4月至2025年4月国务院相继批复天津、上海、海南、重庆4个省市以及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合肥、福州、西安、苏州15个城市作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当前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已经形成“1+4+6+9”更大范围开放格局。另一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国建立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2021年7月商务部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是我国第一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2024年3月商务部公布的《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是我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标志着我国服务贸易管理模式取得重大突破。相较而言，自由贸易试验区版的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比全国版少3条，充分体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打造改革开放高地的功能。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特别管理措施的实施作为里程碑事件，标志着跨境服务贸易梯度开放体系形成，有助于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水平，为全球服务贸易开放发展创造新机遇。

“十四五”时期，我国注重打造高水平服务贸易发展平台，高质量做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自2020年8月《国务院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发布起的3年试点期限内，28个试点累计推动实施任务措施2883项，积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经验，引领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成为服务贸易深层次改革的试验田、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的先行区、服务贸易全方位创新的策源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十四五”时期，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国家级综合展会为代表的服务贸易重要展会平台，有效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论坛会议180余场，8000余家企业线下或线上参展，达成成交、投资等7类成果近千项，吸引力不断增强。

从结果看，“十四五”时期服务贸易领域一系列体制机制突破切实推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水平提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整体而言，我国STRI由“十三五”末的0.2899下降到2024年的0.2252，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从具体行业看，相关服务行业STRI均有明显下降，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是全方位的。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部分服务行业存在开放水平不足问题。2024年，航空运输，邮政和快递，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录音和音乐出版，节目和广播，电信，法律，会计、审计和税务咨询服务行业的STRI分别为0.4005、0.4831、0.5031、0.4759、0.6351、0.5988、0.4686、0.6821，显著高于建筑、陆路和水路运输等传统服务行业，而导致这些领域开放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外资进入限制较大，竞争壁垒较高。比如，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录音和音乐出版，节目和广播等服务行业受外资进入限制影响较大，航空运输，邮政和快递，电信等服务行业受外资进入限制和竞争壁垒影响较大，会计、审计和税务咨询等服务行业受外资进入限制和人员流动限制影响较大。

尽管“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取得辉煌成就，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国内可贸易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等因素影响，“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仍将面临严峻挑战。

（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服务贸易发展不确定性增加

2008年以来，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事件接连发生，对全球贸易造成严重冲击。特别是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21-2024年，WTO成员新增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通报8141起、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16259起、反倾销调查834起、反倾销措施608起、反补贴调查133起、反补贴措施85起，贸易保护措施维持在较高水平，贸易保护主义特征鲜明。2025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对美国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的基准关税，对一些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加征更高的关税。尽管加征关税无法解决美国中产阶级困境，但这种贸易武器作为一种赢取选票的有效手段，可能成为美国长期选择。美国政府在特朗普1.0时期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在拜登时期对关税政策的延续、在特朗普2.0初期实施的“对等关税”表明，关税政策受到美国政府高度认可，未来将作为政策工具被持续使用。

尽管关税通常作用于货物贸易，但短期内以关税为核心的贸易保护措施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对商品加征关税会导致商品出口减少进而对服务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制造业贸易是服务贸易的基石，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通常表现为互补关系。国际运输、保险、咨询、租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是货物贸易不可或缺的纽带，货物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发展。有研究发现，货物贸易与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弹性接近于1，这意味着货物贸易减少1%，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也将减少1%。受2025年4月“对等关税”政策影响，次月美国货物进口下跌，以至服务进口减少。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巨大，贸易摩擦有向服务贸易领域蔓延的趋势。事实上，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公布后，欧盟除通过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进行反制外，后续还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对美国苹果公司和元宇宙平台公司开出高达7亿欧元的罚单。“十五五”时期，美国政府以关税为代表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手段极有可能延续，这将极大增加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加速重构，我国对接服务贸易规则最高水平存在较大挑战

全球范围内，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加速重构。1995年1月生效的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是全球第一份多边服务贸易协定，但随着服务贸易重要性显著提升，加之数字技术促使服务可贸易化程度不断提高，顺应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打造服务贸易新业态的需求，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加速重构，GATS等原有服务贸易规则明显滞后，难以适应服务贸易发展新需要。当前，服务贸易面临的壁垒依然较高，新的服务贸易市场开放难以达成。服务贸易壁垒的高度复杂性和服务贸易规则所涉政治经济利益的复杂性，是服务贸易规则难以在多边框架下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由此服务贸易规则转向诸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在诸边贸易协定方面，尽管诸边服务贸易协定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但2021年12月中国、欧盟、美国等67个WTO成员共同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谈判，2022年12月《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在WTO的生效程序正式启动。《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是WTO成员响应业界降低跨境贸易政策壁垒期待、推动实现GATS自由化便利化目标要求、破解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困难挑战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和努力，对许可审批流程、政府监管透明度、全球服务贸易营商环境改善具有重要作用，每年帮助全球企业节约国际服务贸易成本达1270亿美元。在区域贸易协定方面，《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多以负面清单形式引入服务贸易规则，但不同区域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规则的深度存在差异。发达经济体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更易达成一致，因此区域贸易协定成为服务贸易规则重构最重要的舞台。

RCEP中的服务贸易规则代表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则的最高水平，但与其他重要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服务贸易规则相比，在深度上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一是不同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CPTPP中有相当比例的服务贸易规则，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对服务贸易作了严格的制度安排，代表当前服务贸易开放的最高水平，而RCEP更注重货物贸易规则。二是数字贸易规则是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重要领域，不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不一。随着数字化知识和信息逐渐成为贸易活动的重要标志和生产活动的关键要素，全球贸易形态经历了从最终品交换、价值链分工到数字贸易的动态演变。数字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以来，数字服务贸易规则谈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WTO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4.78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4.01%。当前，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作出的最高承诺主要体现在RCEP中，涵盖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和签名、线上消费者权益、个人信息保护等电子商务环境议题，但未涉及数据流动、数字治理等方面深层议题。而CPTPP和DEPA规定了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相比于RCEP中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便利化等条款，其规定更为严苛。综合考虑安全及相关领域立法滞后等情况，当前我国深度对接高标准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难度仍然较大。例如，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方面，我国坚持基于数据主权安全和数据本地化存储的有限数据跨境流动；在数字产品立法方面，我国相对滞后，难以对外承诺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难以对接最高水平服务贸易规则所产生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将对“十五五”时期我国贸易强国建设构成较大挑战。三是经济体制不同带来市场准入差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方面仍未完全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美国、欧盟、日本等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并引领高水平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我国在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常处于跟随者角色，国际服务贸易治理话语权仍待提升。

（三）可贸易服务供给存在瓶颈，高端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足

从工业化社会过渡到服务经济社会是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和现代服务业水平提升是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现实基础，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大的服务业基础支撑。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集中表现为可贸易服务供给存在瓶颈，支撑服务贸易发展的高端生产性服务基础不够坚实。服务贸易中的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以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为主，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高端生产性服务贸易。根据WTO数据，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中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占比为75.93%；美国作为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服务贸易中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占比为75.97%；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运输服务贸易占比较高，服务贸易中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占比达到84.93%。2024年，从生产性服务贸易中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占比看，全球为77.76%，美国为75.97%，我国为70.30%。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2023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5.00%，生产性服务业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73.02%；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5.97%，生产性服务业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62.71%，明显较低。

服务供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服务贸易缺乏比较优势，特别是在高端服务贸易领域差距更加明显。从WTO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看，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以及其下运输服务贸易、旅游服务贸易、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分别为0.4194、0.6264、0.1757、0.4241。作为全球服务贸易规模和顺差最大的经济体，2024年，美国服务贸易以及其下运输服务贸易、旅游服务贸易、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分别为1.3205、0.7302、1.2939、1.4903，均高于甚至远高于我国。以上表明，与美国相比，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仍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在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为代表的其他商业服务贸易领域更是如此。当前，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投入，是全球碎片化生产分工高效运转的关键纽带，也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基础环节。通常而言，产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2023年，我国运输、邮电、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中间品国内附加值率虽低于G7集团的美国，但并不低于G7集团的其他六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而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这类典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中间品国内附加值率为0.8755，低于所有的G7集团成员，特别是与美国相比差距更大。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看，我国高端服务贸易依然存在竞争力不足问题。

“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在面临诸多内外部挑战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重大机遇。这既有助于重塑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服务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驱动力，可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需求支撑

近三十年来，受商品、服务、人员、资本等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驱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生产布局，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全球价值链阶段，并持续拓展、深化和重构。货物贸易占GDP比重于2008年前后达到顶峰，其后受国际金融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事件影响，逆全球化挑战加剧，全球价值链呈现区域化、本土化趋势，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有研究指出，以往的超级全球化现象不复存在，慢全球化甚至逆全球化成为必然，一些制度和政治因素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全球化。然而，从统计数据看，经济全球化驱动力已经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基于ADB-MRIO数据进行计算发现，2000-2008年货物贸易占GDP比重从16.95%增长到21.86%，随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迅速降低，后来又反弹并维持在20.00%左右，但始终低于2008年水平。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83%持续平稳增长到2023年的8.64%，显示在全球贸易中，货物贸易的失速伴随着服务贸易的加速。中间品贸易体现产品内跨境生产分工，生产活动是否涉及中间品出口是判断其是否属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关键。货物中间品贸易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7.21%增长到2007年的8.48%，随后呈现下降趋势，2023年稳定在8.00%左右；服务中间品贸易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1.99%持续平稳增长到2023年的2.82%。货物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作用保持平稳，服务全球价值链对以跨境分工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大国博弈时代的服务贸易勾勒出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图景。当前，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的博弈由单纯的“利益政治”转向“利益政治+原则政治”，全球共识达成难度加大，制度和政治因素将进一步阻碍经济全球化。服务贸易驱动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服务化为服务贸易提供强劲需求动力。出于提高竞争力的需求，制造业企业从专注产业链的制造环节转为专注产业链的服务环节，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从生产要素投入视角看，制造业服务化表现为，制造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不断增加，服务要素投入占制造业总投入比重越来越高。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加大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为服务产品带来稳定的世界需求，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二是服务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经济基础稳固。近期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给全球货物贸易造成巨大负面影响，但即使制造业回到美国，美国对国外服务投入的需求仍会持续增加。从根源看，经济全球化是由那些在某一国家购买或制造商品然后在另一国家销售以期盈利的跨国企业驱动的，只要国际相对成本差异超过跨境销售成本，跨境组织生产就不会终结。客观而言，各国货物商品的相对成本已大幅趋同，但生产性服务的相对成本仍然存在差异，服务贸易将驱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服务贸易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将为我国服务产品提供大量国际市场需求，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重要动力来源。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服务贸易，有望进一步凸显我国比较优势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产生全方位影响，能够实现技术对人类脑力劳动的部分替代，促进人类生产力跃升。2022年11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ChatG⁃PT3.5的发布引起了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普遍关注，2025年1月我国开源大模型DeepSeek的发布进一步将全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推向高潮。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和“新电力”，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提高贸易的物流效率、克服语言壁垒、大幅降低搜索成本降低贸易成本。其在海关和边境管理中的应用可帮助外贸企业遵守贸易法规、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对全球贸易产生积极影响，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而发展中经济体和小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中受益更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以颠覆性创新方式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通过赋能服务业助力服务贸易发展。职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衡量职业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匹配度，反映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职业的影响。在美国，制造业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不大，高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的就业份额不到20%，而服务业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较大，如金融和保险、企业管理、软件信息、科学研究和技术等行业高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的就业份额均在50%以上，具有高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特征，特别是金融和保险行业高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的就业份额在80%左右。在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高的主要是对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薪资较高的白领职业，如会计、编辑、销售、程序开发维护等；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低的主要是需要与人直接互动的蓝领职业，如产业工人等。可以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大。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服务业生产力，创新服务供给，增加服务需求，降低服务贸易壁垒，进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服务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将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创造巨大机遇。比较优势是促成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劳动力技能水平、资本丰裕度、服务生产技术水平、制度环境均为服务贸易传统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其开发、应用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能源支撑，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重塑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使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能使用人工智能）、资本、数字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成为各国服务贸易新的比较优势。当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成为争夺世界人工智能主导权的主要竞争者。我国拥有生成式人工智能优势，也拥有与之匹配的服务贸易发展优势。我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到2.5亿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能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我国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持续优化，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快，创新应用场景丰富完善，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数据要素禀赋良好。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6.53亿千瓦，规模全球最大，发展速度全球最快，可再生能源供给实力强劲。我国不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居于全球前沿，在培育新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方面也呈现相对丰裕特征，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成为“十五五”时期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的驱动力。

（三）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加速，可进一步带动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

从全球范围看，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贸易的发展，贸易数字化转型是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稳步提升。数字技术通过促进资源配置优化、结构转型升级、生产效率提升、治理体系完善等赋能服务贸易发展，引发服务贸易创新性革命。数字化变革加速贸易数字化进程，促进服务产品跨境自由流动，数字全球化提升服务产品可贸易性，极大拓展服务贸易的范围和领域。例如，5G技术支持下金融、医疗、教育等传统上只能在线下提供的服务可实现跨境实时交付。数字技术能有效降低服务贸易成本，重构服务贸易模式，显著促进商业服务的数字化交付，助力服务贸易突破传统物理边界，使可数字化交付服务成为国际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领域。根据WTO数据，“十四五”时期，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规模年均增长9.29%。2024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达到51.74%，数字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对我国而言，“十四五”时期，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规模年均增长8.64%，2024年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达36.93%。与全球水平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在数字化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但考虑到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以新兴服务贸易为主，后续随着我国服务贸易数字化水平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从发展基础看，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基于经济体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与数字基础设施之间存在互相推动的协同关系，数字技术正加速赋能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根据2024年8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加快，2023年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3.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1.65%，仅次于美国，稳居全球第二。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平台集群，平台企业繁荣发展可为数字服务贸易提供完善的跨国解决方案。近年来，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成果显著，在各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可通过数字服务贸易向全球输出典型模式和成功经验。我国数字底座坚实，领跑全球移动通信网络，2024年5G基站数量全球占比达60%，智能算力规模占比超30%，数字基础设施全球领先，可为数字贸易场景提供优质低时延保障。从政策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2024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到2029年要提高到45%以上，到2035年要提高到50%以上。通过放宽电信、互联网、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建立高效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框架逐步形成。“十五五”时期，凭借雄厚的数字经济实力和扎实的数字服务贸易政策支撑体系，我国有望把握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机遇，推动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四）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有助于夯实服务贸易发展的供给基础

“十五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助力夯实服务贸易发展的供给基础。

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牵引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2035年的总体目标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坚实物质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由农业、工业、服务业构成，各类产业各居其位、各有其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互促、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体系的支撑保障作用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基于ADB-MRIO数据测算发现，“十四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各产业融合程度呈现深化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与G7集团平均水平相比，2023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工业、服务业乃至整个产业体系的融合程度低11-16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仍有进一步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进入加快构建的关键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数据逐渐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智技术加快服务创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具有通用性强、文本理解能力强、跨领域应用潜力大等特征，能广泛赋能和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效率。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中处于领先地位，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十五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要在继续保持“十四五”时期平稳较快发展格局的前提下，着力促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促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引领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

扩大服务业开放，是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全球范围内对外开放的重点逐渐由商品和要素等流动层面的“边境上”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等制度层面的“边境后”开放。扩大服务业开放，引领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成为推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第一，对标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最高标准持续促进服务业扩大开放。主动对标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完善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提速加力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打造高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平台，构建我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基本格局。第二，充分发挥各类试验区先行先试功能。切实发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各类试验区对外开放的对内缓冲、提炼经验重要功能，扎实推进现有试点任务，杜绝“准入不准营”现象，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机制。加大试点工作压力测试，总结试点成功经验，并及时面向全国全行业复制推广。进一步提升试点深度，稳步开展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外资持股比例等挑战性规则试点工作，验证全面对接最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的可行性并积累开放经验。第三，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持续加大自主开放力度，主动履行RCEP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承诺，对标CPTPP、DEPA等高水平服务贸易规则推动RCEP框架下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绿色贸易领域的规则升级与创新。积累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谈判经验，以RCEP为契机构建我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网络，形成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中国主张、中国范式，为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提供中国方案。积极推进加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进程，提升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二）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强化可贸易服务供给

服务贸易发展需要与之匹配的产业基础支撑，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第一，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服务企业发展，鼓励制造业剥离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服务业市场专业化发展，推动实现规模经济。瞄准创新型中小服务企业发展诉求构建财政、税收政策支持体系，以金融创新加快完善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鼓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积极投向创新性强、发展潜力大的中小服务企业，进一步引导中小服务企业开展服务贸易活动，培育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微观主体。第二，聚焦产业生态系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生产制造活动的关键上游投入，要在注重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的同时，兼顾其与一二三产业构成的产业体系的融合，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需求动力。基于制造业发展需求，打造研发设计、商务咨询、供应链管理等专业化生产性服务链条，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借助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服务型制造，探索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新路径、新业态、新模式。考虑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化，为鼓励市场主体多渠道整合资源要素，应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构建跨界融合、耦合共生的产业生态系统。夯实融合要素支撑，推动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进程，破除跨地区经营行政壁垒，打破服务业市场垄断。第三，分类施策、分步推进，加快实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积极提升研发设计服务，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发展科技服务业，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完善研发设计与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构建产学研用合作体制机制。面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需求，加快完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畅通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创业渠道，便利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引导高端人才向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完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人才体系建设。尽快实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突破，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产业支撑。

（三）加强新质生产力赋能，促进服务贸易竞争力跃升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有助于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第一，促进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加强服务贸易模式创新。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强数字技术对服务贸易全流程、各环节的改造升级，实现组织管理流程和生产方式革新，降低企业服务贸易成本，以经营效率跃升提高服务产品国际竞争力。注重中小服务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建立国家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基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服务贸易龙头企业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壮大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微观主体。加快服务业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智慧物流，促进全过程工程咨询领域数字化应用水平。以数字化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发展数字金融、线上支付、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线上会展，以贸易模式创新推动可贸易服务供给实现增量突破。第二，以“人工智能+”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技术突破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顶层设计层面高度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服务贸易的赋能作用，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塑造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新力量。“人工智能+”引发的服务贸易新型业态的蓬勃发展需要与之匹配的知识素养和技能，应加大对相关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使服务贸易从业人员能够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第三，加快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夯实服务贸易发展的数字底座。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巨量数字应用需求，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数字技术特别是重大数字技术创新攻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畅通和规范数据要素流动，提升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共算力平台，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加快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突破，夯实我国通用人工智能领先地位。